欧盟似乎正面临自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长期以来，欧盟依靠文化软实力、经济管理能力和监管影响力。但现在，随着硬实力竞争和对抗逻辑的回归，欧洲的战略弱点暴露无遗。曾经被视为常态的“布鲁塞尔效应”正在从影响力的工具变成适得其反的枷锁。 “欧洲规范力量”（简称NPE）是英国学者伊恩·曼纳斯于2002年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欧盟影响国际政治的独特方式。欧盟不是主要依靠军事或经济实力，而是致力于通过外交、有条件援助和全球影响力在国际层面塑造和传播规范、价值观和标准。例如，“哥本哈根标准”确立了民主、人权、人权等三项基本标准。权利和法治作为欧盟东扩的条件。欧盟还在气候变化协议和促进发展标准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阿努·布拉德福德（Anu Bradford）在2020年提出“布鲁塞尔效应”一词，强调欧盟因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严格的监管偏好而拥有强大的监管能力，如何影响全球企业行为。所谓“布鲁塞尔效应”是指欧盟具有通过内部法规制定全球标准而无需正式要求其他国家采用这些标准的独特能力。由于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所有希望进入该市场的企业都必须遵守欧盟法规。许多公司宁愿将更严格的欧盟标准平等地应用于所有市场，而不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标准生产产品。这样，欧盟法规往往会产生全球扩散效应。然而近年来，图像欧盟作为“全球规范和监管力量”的地位日益脆弱并逐渐消退。在地缘政治层面，欧洲面临来自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大国的战略挑战。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给欧盟带来沉重的安全和经济负担，内部政治分歧不断加深。与此同时，欧洲在贸易、技术、供应链等领域面临来自外部的竞争，同时面临卷入中美博弈的风险。目前欧洲与华盛顿的关系仍然紧张。一方面在贸易和军事上高度依赖美国，但另一方面又缺乏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影响力。这种依赖破坏了欧洲安全保障的稳定性。总的来说，欧洲可能没有制造这些冲突，而只是承受了它们的影响，因此陷入被动、克制的境地。 这些外部挑战与欧盟的长期结构框架有关，后者限制了“战略自主权”的行使。由于高端国防技术薄弱、指挥体系薄弱，欧盟安全依赖北约和美国的军事保护，安全依赖性明显。尽管努力多元化，但欧盟的能力资源依赖问题依然存在，长期依赖俄罗斯和中东能源使其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和干扰。与此同时，在原材料和工业零部件方面，供应链的对外依存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洲经济的稳定性。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欧洲的不对称关系，外部力量对其经济和安全保持着一定的影响。欧盟将萨里利视为全球的制定者高标准，无论是监管体系、环境保护还是创新标准。然而，雄心勃勃的“规范努力”也造成了自身的损害：竞争力下降、去工业化风险增加、关键行业增长放缓。这种“反弹效应”削弱了欧盟的外部影响力，其内部的弱点削弱了其全球领导力。一个主要的批评是，欧洲倾向于在缺乏市场主导地位或技术领先地位的领域寻求雄心勃勃的监管工具。有人用更为著名的话说：欧洲对自己的实力缺乏清醒的认识。它在某些领域显然不是“对手”，但在另一些领域却急于“制定规则”。典型的例子是《人工智能法案》（AI Act）和《数字市场法案》（DMA）。例如，遵守《人工智能法案》的成本很高——对每个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评估和记录的成本据估计高达 40 万欧元，这给中小企业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负担，这些企业占欧盟企业的 99%，且资源有限。这也是欧洲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大幅落后的原因之一。目前，只有56%的欧洲大型企业部署了人工智能，而美国和中国企业的比例更高。欧盟的“绿色监管”也面临批评。这些法规要求企业承担满足新环境标准（排放、报告、环境影响等）的成本，并可能削弱甚至损害欧盟关键产业。作为欧洲规范力量的旗舰政策，《欧洲绿色新政》提出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等雄心勃勃的目标。不过，业内人士指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和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法规的叠加，限制了欧洲绿色新政的实施。积极的（CSRD）造成了沉重的合规负担，并使已经制定国家计划的公司的管理成本增加了一倍。随着ETS的实施，不断上涨的碳价格推高了电费，欧洲央行发现减排效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减产而不是绿色生产过程。这与ETS“平衡减排和经济增长”的目标相冲突。此外，过于严格和限制性的绿色政策还带来巨大的去工业化风险，消除欧盟的制造业基础，并在依赖传统工业的地区造成“工业沙漠”。例如，促进交通和能源电气化的政策，例如到2035年禁止销售新型汽油汽车，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但它们忽视了制造业转型的成本，并可能导致工厂关闭德国、意大利等汽车工业中心。批评者警告说，这还将造成“碳泄漏”，即公司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以避免高成本。自2022年以来，欧盟钢铁市场已连续三年陷入衰退，预计2025年将出现第四次下滑，原因之一是合规成本增加。 “工业沙漠”也引发了政治反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批评绿色协议“用意识形态取代经济合理性”，这进一步分裂了欧盟，削弱了这一规范的外部影响力。总之，欧洲的规范力量原本是为了塑造全球规范，但往往会在理想主义与现实约束的冲突中引发反弹。当它过于追求理想主义目标而忽视经济和技术现实时，“布鲁塞尔效应”就会逐渐消失。内部分裂和故障将限制欧盟的全球领导地位。如果不首先解决自身的发展缺陷，其“以规则治世界”的雄心可能就无法保证。 。